{记者采访乐队的状况}:10月1日至3日,又一个全新的独立音乐节“常州淹城音乐节”启动,并号称要打造独立音乐的第一品牌。一个又一个音乐节的诞生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深圳本土独立音乐的生态,也让我们不得不关心生存在城市文化边缘,充当着亚文化角色的独立乐队。 这些独立乐队们就像现代社会中的一帮堂吉诃德。他们在一个并不被大多数人追捧的环境中坚持玩自己的乐队,坚持自己独立的音乐风格。你可以认为是他们的傲慢在作祟,也可以认为是那热血的理想在吸引他们。这些无法步入主流社会台面的人,他们的音乐确实是一部分人的精神食粮,但这些食粮却无法提供给他们在社会生存下去的粮食。深圳如此,香港亦是如此。他们虽处于两城,但这两城却呈现出相同的生态环境———他们在狭小的空间内想方设法地拓宽自己的音乐格局,他们在厘清商业与主流的关系,他们拒绝当代的流行,兀自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历练成或愤怒的嘶吼,或忧伤的浅唱。
深圳:演出少,花钱多,供求均冷淡,谋生难
9年时间,对于一个乐队来说,已经足够长。9年的时间足以见证一支乐队的出生、死亡甚至重生。这对深圳果儿乐队而言一样。早在2002年,乐队主唱子弹上高中时期就成立的果儿乐队,也经历了解散、重组。别看主唱子弹是个才24岁的小姑娘,玩乐队已经老练到说起话来都是“曾经的深圳,过去的圈子”。
星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子弹并没有靠音乐吃饭,在深圳某杂志工作的她俨然已经很清楚,音乐带给她的是兴趣与欢乐,是理想与渴望,但绝对不是金钱。“玩乐队照样可以通过跑场赚钱,但那个不是我们所追求的。跑场乐队可能能在酒吧中游刃有余地面对听众,但不再坚持理想与原则的乐队也最终因为没有风格而被抛弃。”子弹说。事实上,在果儿乐队的简介上,已经明显地写着,“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分裂,不断地改变着,只是为了更加的真实……我们所表达的绝非为了证明自己的艳俗与无知,我们需要更独立地完成自我分裂的改变。”果儿乐队虽然在子弹高中毕业时解散,但大学时又重新组建。她将自己的热情注入到乐队之中,而且,这成为她无法剥离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在赋予她欢乐的同时,也给了她很多的痛苦与艰辛。
“在深圳演出了6年之后,2008年一次前往上海的演出,彻底改变了我对乐队运营的懵懂状态。上海主办方提出是否要按行规三七分票房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做乐队是可以有钱的!”子弹说,“而此前在深圳,别说是分票房,就连来回的打车费用都是需要乐队自行解决的。”即便是可以分票房,子弹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靠此为生。“贝斯手是补习社老师,吉他手是设计师,对于该如何生存的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
子弹说,现在演出机会并不多,因为深圳可供大家演出的livehouse也寥寥。只有一些公司邀请商演,一般来说,一两个月演一次,就算是比较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赚到3000左右。而与此相比,玩乐队除了要购置音响设备之外,租用排练场每次就需要100多元。最严峻的经济问题还在后面。“事实上,对于独立乐队而言,最关键的就是要走出去,多出唱片,多做演出,扩大知名度。所以,赚一年的钱都没有出去一次花的钱多。”子弹说。
“其实,深圳这两年玩乐队的氛围要比过去的几年要好,冰冻的环境似乎解封了。包括本色、一渡堂、旧天堂、红糖罐在内的多个场所开始可以供大家演出,也有人愿意去听。”子弹说,“不过,深圳缺乏可供演出的平台,例如一个能够辐射全国的音乐节,跟草莓、迷笛一样。台湾音乐节捧红了苏打绿、五月天,我们为什么不能捧红一两支?”
对此,深圳后青年负责人黄木佳认为,深圳之所以没有能叫得响遍全国的音乐节,并不是音乐人不作为,而是本地独立乐队力量还是不够强大。“香港乐队比深圳好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文化比我们内地快很多,几乎很多年轻人有条件的都会去玩乐队,懂得怎么去创作,而这边别说玩乐队,连什么摇滚都不知道,也接受不了。”黄木佳说,“我们曾在珠海、广州以及外省策划过音乐节,至今没有在深圳策划过一场,因为难度太高了,必须考虑音乐节的受众和市场价值回报。目前在深圳做音乐节就只有等待。”
事实上,与独立音乐相关的大型活动在深圳并不是没有过。去年5月,由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发起的“独立音乐公社”交流大会就在盐田大梅沙音乐基地举行过。但今年该项交流大会就移师到了北京,深圳本土的叶尔波利乐队也奔赴北京。据国家音乐产业基地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与独立音乐相关的活动在深圳真的很难做,资源、市场供求两方面都不足。没有好的音乐人、作品,关注的群体又少得可怜,很难成规模。”
香港:不太好也不糟糕,找寻饱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的平衡点
不靠音乐谋生并不是深圳独立乐队的特殊情况,香港的独立乐队也是如此。在香港那么国际化大都市流行音乐爆棚的环境下,独立乐队们在媒体视觉的黑暗处狂欢,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而现实却一样那么骨感,很难满足他们生存最基本的所需。
19岁那年的阿M O正值青春期,荷尔蒙旺盛,与很多这个年纪的男孩一样爱上了乐队,爱上了这种志同道合者一起追求同一种音乐风格、创作自己音乐的感觉。于是,有了C hinatow n唐人街乐队。“在国外,唐人街就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但不管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如何,唐人街都能保持着独立生存的姿态。”阿M O说。这就是他们的姿态,一种挟持社会中躁动的心,以歌词为血肉、以摇滚为骨骼的独立姿态活跃于香港众多音乐演出中。“在香港演出的机会不是别人提供的,都是乐队自己找来的。”阿M O说,“香港会有一些大学团体搞的音乐节,这些会有一些公司赞助,例如通利琴行、柏斯琴行,有时甚至是年轻运动品牌Q uiksilver,或者某些电台。同时,我们也会自资举行一些演出以保持乐队的活跃度。”
这就是香港独立乐队比深圳幸福的地方。除了自资之外,还会有赞助。不过,这些赞助与充分的活跃度也并不能解决乐队的生计问题。似乎香港的乐手们玩乐队开始的那一天起,就知道这种宿命。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正职工作,将兴趣与揾钱打理得很好。就像C hinatow n乐队中,吉他手是空运公司的市场销售,贝斯手是印刷厂员工,主唱在读大学,鼓手阿M O虽然是调音师,但他坦言,自己是以音乐为生,但靠乐队?很难!这种乐队生存状态也同样受到香港独立乐队T rash21主唱G uy的认同。“在香港生存靠乐队,基本不可能!那为什么要搞乐队?平日总是上班,太没有意思了吧?要寻找一些自己的事情才行。”G uy说。
在这些乐队中,年轻的还在上学,毕业了的也都是上班族,有些教人弹琴、调音干着与音乐有关的事情,而更多的则是干着设计师、建筑师、办公室白领这些看似与音乐没有丝毫关系的事情。如果说,这种兼职玩乐队的状态是找寻到了理想与现实落差下的平衡点的话,那么,这也并非是完美的状态。“一边工作一边玩乐队,创作时间太少成为玩乐队时最大的困难。”阿M O说。
对此,深圳知名乐评人阿飞认为,香港独立音乐从上世纪80年代的“达明一派”开始就已经有这种传统与习惯,每个人都有专职工作,很会打理自己的时间。但阿飞认为这种找寻到的平衡点,是音乐理想对骨感现实的妥协。“乐队是整天浸泡在一起,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要把乐队当成生命一样,不能分饰两角。这种妥协无疑会影响到香港独立音乐的进一步发展。相比而言,深圳生活成本较低,可能更好生存。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这几年独立音乐的成就也并不值得标榜,除了少数几个像M yLittleA irport能有新鲜感的,大部分都成就一般。”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T rash21的G uy认为,已经开始有一些经纪人留意乐队,也会有听众听一听摇滚乐。“一切不算好也不算糟糕。”G uy说。
香港独立乐队上百支,面对娱乐与商业的双重夹攻
据黄木佳介绍,香港独立乐队数量庞大,与深圳不可同日而语。除了已经在媒体上出现的独立音乐人之外,地下乐队就有几百支了。这绝对不是妄言。因为黄木佳透露,后青年策划过的演出邀请到的香港乐队就有四五十支,而深圳原创的独立乐队却不到十支,这还包括了有自己原创作品的学生乐队。数量上的差异已经将两个城市中独立乐队的生态表述得清晰无疑———虽然两地都同样不适合独立乐队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兼职过活,但很明显香港更适合乐队的培育,不然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乐队。
经常在深港两地走动,并组织两地独立乐队互动的凯瑟琳表示,香港独立乐队较多不仅是因为他们身处国际化都市,对音乐格局的视野比较高,更有一些社团、组织在努力地培育乐团。“我在年初就参加过由童军知友社赛马会朗屏青少年服务中心搞的一次《Indepen-dent M usic青年发声计划》的活动。这是一个专门推动青年乐队发展的活动,通过参与作词作曲工作坊引导青年人用独立音乐的精神向社会发声。这个服务中心会提供给青年音乐设施、乐队培训以及一些演出机会。”凯瑟琳说。
事实上,已经开始玩乐队的C hinatow n、T rash21都认为政府扶持得并不够,只是蜻蜓点水式,以至于乐队根本感觉不到,仍旧处于一种自娱自乐的状态。当然,这种状态也保证了乐队的独立性,不至于陷入主流而不出。而香港社会的主流恰恰就是强大的娱乐———有着难以抗拒的魔力容易让独立精神丧失自我。被独立乐队视为生命与灵魂的独立精神,保持一种像绝缘体一样生活在都市中,无视主流的东西,存活在自我音乐的真空世界里的状态,对于香港乐队而言尤其困难。阿M O表示,香港的音乐文化大部份都是Popm usic,主流价值观与心态也是“即食”。即便现在有些乐队浮出水面,但也是走的Pop m usic路线。对此阿飞表示认同,这种娱乐气场过于强势,多多少少会让独立乐队与娱乐、与主流搭上关系。“我认得一些搞了十多年的乐队还要去参加乐队比赛,想跻身主流的视线之中。在香港很难安于地下,而且多数乐队是活在独立与娱乐的夹缝之中。”阿飞说。
除了娱乐之外,还有商业。知名乐评人张铁志曾经说过,台湾独立音乐发展得要快些,是因为不存在地产霸权的问题,所以livehouse比较多。其实独立乐队空间很重要,台湾有这样的空间,可以从几十个人的演出唱到几千人。而香港音乐人则没有这么好命。T rash21主唱G uy说,因为是地下乐队,所以根本不可能去体育馆等较大场馆演出,只能在酒吧、livehouse等小空间内。“其实,香港livehouse也很少。”G uy说。凯瑟琳告诉南都记者,不仅如此,香港乐队多数在一些旧厂房内排练,livehouse也都是由旧厂房改建。但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这些为数原本就不多的排练室、livehouse也因为香港政府要活化工业厂房而被关闭。独立乐队或会面临无处可演的尴尬境地。
深港两地乐队早已开始联动,深或可借鉴港的运营模式
虽然,香港独立乐队面临着娱乐与商业的双重夹击,但他们却借势慢慢浮出水面。MyL ittleA irport被世界权威音乐网站A M G列为年度最T w ee-est乐队,触执毛(C hochukm o)先后获得美国《时代》周刊和C N N的力捧。香港独立乐队似乎已经从单纯的青春期荷尔蒙的发泄,慢慢开始将音乐当艺术在搞。
“即便香港独立音乐生存环境恶劣,但城市依旧给了有实力的音乐人机会,它们有良好的音乐运营机制,乐队可以跟些小的独立公司签约。他们D IY独立厂牌的能力也很强。自己创立小厂牌自己运营、推广。这些都是深圳一时间难以达到的。”阿飞说,“虽然不建议同比两城乐队的数量。本来很多人来深圳的目的就不是要搞什么独立音乐创作的,要求深圳城市的独立乐队与香港相当有些过分。不过,深圳独立音乐人也可学习香港乐队品牌运营的方法。”
事实上,黄木佳所带领的后青年团队就是本土唯一致力于独立音乐推广和演出策划。在他们认为,独立乐队并不是不需要运营。非主流并不代表着抵制商业,抵制成功。独立也并不意味着关门造车,无视歌迷。子弹所在的果儿乐队就与之签订了演出经纪约。“深圳这种公司太少了。对于乐队来说,本来就是业余时间创作,更不可能分神去规划运营的事情。此外,乐手的资历与人脉关系都不过专业,强大的经纪公司将助力独立乐队的发展。当然,前提是要给乐队独立创作的空间。”
而对于深港两地独立音乐的联动发展,阿M O曾经在深圳红糖罐演出过,而果儿乐队也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演出,两地独立乐队已经在慢慢相互合作,将脚步走得更近些,将演出的天地扩展得更宽广些。“香港很多乐队局限于本土城市做音乐,如果尝试去其它城市,可能眼界会更宽阔些,对于创作灵感的激发也更有利。”G uy说。而阿M O的C hinatow n乐队已经从香港跨过深圳,直接在多个内地城市进行巡演。
“其实,深港两地乐队在一起玩已经很多年。十年前,我们就给香港的荔枝王乐队作暖场演出。”阿飞说,“香港有很好的排练房、录音室,有视野很高、水准不错的听众,但可惜的是,地贵,可供演出的livehouse很少,而深圳则可以给香港乐队提供演出的空间。”
“不仅是相互提供演出市场,其实可以一起操作一些跨界的活动。例如,目前有很多潮牌服装、运动品牌以及电子产品之类都已经有和一些独立乐队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多元文化领域的跨界合作,也将会给独立乐队提供浮出水面的机会。”
■独立乐队私家地图
推荐:音乐人凯瑟琳
深圳
RO CKHO USE琴行
地址:罗湖区红桂路长城酒店侧面1楼55-6号铺
面积不大,老板也是玩乐队的,深圳多数乐队都会在这排练。惊林乐队、果儿乐队以及剥洋葱乐队的粉丝们可以到这里寻觅他们的踪迹。
红糖罐音乐酒吧
地址: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皇冠园区2栋G 9
白天放电影,晚上则是演出,如民谣、摇滚。风格比较多变,除了深圳本土乐队之外,更可经常看到其它城市巡演的乐队。视野格局较为宽阔。
东方红琴行
地址:福田区上步路乐器城4楼
很有历史的琴行,可以供乐队排练,这里的店员王小明是深圳马上滚乐队的B A SS.由于他之前更是深职院B A N D队联盟SZPK的社长,所以这里会有很多大学生乐队出入。马上滚和IN H U M A N乐队的歌迷可以来此欣赏他们排练。
香港
协青社蒲吧
地址:西湾河圣十字径2号(协青社赛马会大楼)
香港目前面积最大设备最好的的演出场地,有专为喜欢H ip hop文化的青年人而设的跳舞T een地、Band及涂鸦壁画。
HiddenA gendaLivehouse
地址:观塘大业街25号高良工业大厦6楼
香港目前最活跃的演出场地,地下演出的根据地。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演出可以看,风格以摇滚为主。
乐人地带M usicianA rea
地址:葵芳大连排道172-180号金龙工业中心3期7楼C室
为香港本地乐队而设的音乐场所,几经倒闭终于又重新回到独立乐团之间。有专业录音、教学与设备租赁,老板超有心,借债勉强维持场子,虽然设备一般,但热血独立音乐人们都愿意到此演出,行动支持。
深圳果儿乐队演出现场。
香港唐人街乐队排练现场。
唐人街乐队在香港街头。
深圳果儿乐队演出现场。
香港唐人街乐队排练现场。
唐人街乐队在香港街头。 (来直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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