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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得好：搭台唱戏要得就是热闹。在以往的每一届文博会上，演艺产品展馆都是最热闹最吸引人驻足的地方。各种各样来自全国各地的话剧、音乐剧、歌剧、杂技等演出项目在会展中心的主展馆里卯足劲头现绝活——— 然而，这一幕将不会再出现在第七届文博会的主展馆里。 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是，今年的文博会将主展馆里传统的演艺产业馆移师位于南山的保利剧院，空缺由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增补。作为文化产业九大核心层里最为光鲜亮丽的一环，演艺产业在文博会的位置犹如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夹在第三《英雄》和第五《命运》之间，显得有些尴尬。文博会是展示和交易的窗口，在窗口的背后，是演艺产业发展的全景图片。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局长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曾毫不讳言的表示，深圳发展文化产业也要注重扬长避短。与文化产业里动漫、设计、影视制作等其他行业相比，演艺产业确实有着先天和后天的种种不足。 而事实上，通过对市场的了解，记者也发现，在深圳演艺市场三天一小剧、五天一大戏的表象之下，演出的票房却并不令人满意，深圳演出产业的发展似乎陷入了怪圈。
■演艺馆
落寞与新生
它曾经喧嚣过，也曾经光鲜过———在过往七年6届的文博会主展馆会展中心里，演艺产业馆一直都是最吸引人关注的场馆之一。无数如今在国内知名的项目都曾经出现在文博会演艺产业馆的舞台上。
大型原创舞剧《风中少林》、歌舞剧《云南映象》、魔幻儿童音乐剧《迷宫》、梵呗交响诗大型音乐会《神州和乐》……这些如此声名远播的成型作品曾经是第二届文博会的参展和表演项目。
记者多方搜集历届文博会演艺馆的成交金额未果，仅有深圳市文体旅游局的一位相关工作人员给出“第六届文博会演艺馆签约成交额不足一亿，预计今年情况会有突破”的答案。然而，在一个注重产业化以及交易成果的展会上，抛开其他效益暂且不提，相对其他展馆动辄几亿数十亿的成交金额来比，演艺产业馆直观效果确实显得比较单薄。
作为一种兼具艺术性、娱乐性、思想性的综合艺术，仅用交易额来衡量产业的价值和去留的确显得有失偏颇。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局长副局长陈新亮也表示，会展中心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舞台，它不会像保利剧院这种专业剧院可以用专业的灯光舞美音效来呈现节目和项目最好的状态。
按照今年的设置，本届文博会演艺馆将首次由文化部艺术司、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展馆也将首次由主展馆搬至南山保利文化广场。据了解，今年演艺馆占地共计3000余平方米，设有两个展览区，规划展位95个，以平面展示和多媒体视频展示等方式为参展商搭建展示、交流、采购的平台。
更为专业、便捷的演出以及展示、交易、洽谈一条龙服务成为今年演艺馆的最大亮点。保利剧院以及相关主办单位也使出浑身解数，招揽八方高朋。目前，保利文化广场上的展位已经百分之百完成招展，同时已经收到来自国内外文化艺术机构的99个展位的参展申请。其中国家直属院团有10家参展，特别是以北京保利院线为中心，全国21家北京保利院线公司将全数参与此次文博会演艺馆展演。
保利剧院总经理曾若明表示，作为一家完全走市场生存发展的演艺机构和演出场所，在此次运作中，公司可运用专业的经验和操作手段操办，在政府对运作成本进行了一定额度的补贴之后，今年的演艺产业馆放低了参展门槛，但是提高了参展项目和节目的品质。相信成交量一定会有突破。
演艺产业馆在中心主场馆的落寞，未必不会碰到一次新的涅槃。陈新亮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在政府文化部门、演艺机构、市场、观众等各主体间推动更为行之有效的新机制，让‘产业化’深入城市的命脉、骨髓。”
■市场
观众追问高票价
深圳的文化产业发展蓬勃，但是优劣取舍之间，深圳的演出产业以及产出市场就成为话题所在。
保利剧院偏踞南山，是深圳主要的文化演出场馆之一。与深圳市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其他几家大型演出场所和演艺机构相比，保利剧院享有保利院线制“精品剧目+全国院线巡演”的天然优势，不仅每年有大量的针对不同市场和受众的演出上演，更为重要的是极大的降低了演出成本。
即便如此，曾若明还是告诉记者，在深圳目前的市场上，保利剧院仍然举步维艰，集团一年要拨款2000多万元的补贴才能运转。
一台演出的市场运作成功与否是看票房。票房的收入好坏与票价有着直接的关系。
常年活跃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戏剧制作人袁鸿就告诉记者，深圳的票价比其它城市要高出10%左右。尤其是深圳紧邻香港，就收入来说，两地差距不小，但是演出票价，深圳却贵得多。
戏迷小曲回忆在北京看小剧场的情景，北京的小剧场演出一般100块钱能看到比较好的位置，学生票很多都是50块钱，包括孟京辉的很多演出。而在深圳，小曲说自己看到的最便宜的票也要100元，比起北京来还是贵了不少。
一场演出按照阵容、规模或者水准不同，票价高低自然有别。但是同样的演出不同的价格，这让深圳的观众连呼“看不起”。
在深圳经济超快发展的同时，也被铸造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文化特征，深圳市演出公司艺术总监郑维茜曾经深刻地分析过深圳的受众群，“他们”大多是毕业自理工科院校，原本对艺术文化的追求就不那么迫切。此外，他们大多数都在忙于生存，对于高昂的票价，他们心存隔阂。
高票价曾经是存在于深圳电影市场和演出市场的普遍现象，但是几年之间，深圳的电影票房成倍增长，演艺市场却差强人意。这其中当然有行业不同的因素，但是，票价的对比或许是一个原因——— 通过各种方法，电影票价已由曾经的90元左右的均价降到如今的平均35元左右。然而，演出市场的票价依然如磐石般坚挺。
■演出商
市场和产品催升演出成本
质量高一点，票价低一点，人会多一些，这是普遍承认的道理。面对记者的提问，深圳市四季文化传播公司郑红也大呼“演出商也不希望高票价”。
然而究其高票价的原因，郑红说，深圳的演出成本确实要高过其他地方，因为深圳的演出都来自外地，演出的运输成本高。此外，观众选择演出仍然偏重“名”字头，这是演出商们只能继续选择高成本的运作的又一原因。
事实上，目前深圳的演出大部分都来外地，包括北京、上海、香港、台湾以及国外艺术团队。这些演出虽然品质不一，但是往往都有一些保证市场的因素，或者在阵容上是名剧明星名导，或者题材涉及喜剧和辛辣讽刺。
另一方面，深圳聚橙网CEO耿军认为，深圳的场租成本也极其昂贵，在全国的城市剧院排名中，深圳大剧院仅低于广州大剧院和上海大剧院位列全国第三。“但是有一点，广州大剧院和上海大剧院是1700至1800个座位，但是深圳大剧院只有1100多个座位”。从单个座位上来讲，成本就高上去了。
记者了解到，在香港，文化演艺主要是靠政府支持，每年政府拨款占1/3，马会等社会赞助占1/3，香港艺术节协会有限公司作为非牟利组织全程运作，只有1/3的成本靠票房回收，市场压力较小。因此香港的演出不仅票价较为低廉，而且在剧目上能最大程度地回归艺术本身，引进很多叫好但暂时缺乏观众认知度的好剧目。袁鸿认为，深圳市政府应该学习香港政府对演出市场场租进行补贴，让票价降下来，让更多人走进剧院，“要使文化成为常态，把文化生活当成过日子”。
据了解，深圳尽管也实行了高雅艺术补贴政策，每年固定补贴一些公益性质的项目和演出，但是对于市场化的演出价格影响并不大。
■演艺产品
需求和产出不对称
文化产业尤其是演艺产业对于文化底蕴的要求甚多，在这方面，年轻的深圳有着先天的劣势。城市年轻、历史较短、艺术院校欠缺、艺术从业人员比重不足……各方面的制约使深圳无法像北京、上海一样可以有极富盛名的本土团队和操盘运营的公司，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演出商们纷纷抱怨深圳没有本地演出团队的同时，深圳的一些成长中的企业和民间组织却屡屡创出不小的名头。深圳福永万福民工街舞团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跳成名，在达人秀等节目上更是延续了风头；福永杂技团代表深圳参加了多次比赛和访问演出；深圳粤剧团活跃于珠三角和香港地区，甚至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墙外飘香……
然而，目前，深圳市民甚少能在舞台上看到他们的演出，这些本地的艺术团体也几乎很少能进行售票演出。更有甚者，如万福民工街舞团，尽管有万千荣誉加身，但是目前团队的生存依然成为最大的问题。在奔波于政府的各项公益演出之后，他们出现在天桥上当小贩，也出现在全国各地为了几百块钱的奖金而参赛。
而福永杂技团团长王敬宇告诉记者，福永杂技团作为一家民营单位，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政府的补贴，生存的状态依然是自收自支勉强维持。“团队一百多人，现在分成了几个小分队，每天去各处表演以维持运营”。
团队的表演分为两种方式，如果是为政府的项目演出，收入就相对较小，一场下来可能一万元左右；如果幸运的接到商业演出，他们的报价会在三万至十万元。
在耿军看来，一个商业操作的项目需要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的高度结合。而深圳的这些团体毕竟不是专业的团体，他们缺乏专业的编排和包装———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几乎没有有能力包装和制作演出团队的运作公司，这并非是深圳的问题。郑红也告诉记者，这样的公司目前来说全国都比较少见。
在深圳轰轰烈烈的文化体制改革大潮中，深圳的演出团体纷纷改制。除了深圳交响乐团一家仍然保留着事业单位的编制，每年享受着政府补贴不用到市场竞争中谋生存。
“深圳交响乐团的出演一旦有一个最有名的指挥加盟，或者与郎朗这样的钢琴家合作，演出就会很火，但是自己演出就不行，这是为什么呢？”性格直爽的耿军说：“深圳不是一个能出演艺产品的地方，这是一定要认识清楚的一点”。
■出路
可与香港合作做产品
演出市场需要培育，正如演艺产业需要扶持和引导，这些都是不可一蹴而就的事物。曾若明说，实际上，演艺产业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特殊性，它有潜在的规则，当然，也没有时效性可讲。他并不能一味追求在文博会上的签约动作，也不能一味强调交易额大小。“因为演出是有及时性的，它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也许你在文博会上签约了项目，但是并不一定他就能赚钱，也许在开演之前出现了各种因素使得效果打了折扣，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的”。
对于观众来说，一个好的适合市场运作的项目需要有厚重的文化底蕴，这显然是目前的深圳无法快速弥补的，但是对于产业未来的发展，各方也没有失去信心。
耿军就认为，深圳的演艺产品生产并不是没有希望，比如借力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香港有很多好的、有文化底蕴的产品，深圳可以进行各种投资，与其进行合作”。
演出公司艺术总监郑维茜也认为，深圳可以与香港合作搞“深港国际艺术节”之类的品牌活动。同时，深港两地还可以更好地实现票务平台的对接，方便市民在深港两地演艺场所自由穿梭。另外，在政府的补贴方面，也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补贴制度，不能一概都补，应该有个科学的考察机构，根据一些硬指标来考核是否补贴。
而对于深圳目前的本土演出团体的出路，也并非没有借鉴之路。袁鸿就认为，民工街舞团以及杂技团都可以学习北京的新工人剧团的模式，依靠自身的发展探索生存之路。
袁鸿介绍，北京的新工人剧团是一个定位于为在京务工人员义务服务的民间团体，他们的收入来自演出后的捐赠和副产品出售。深圳的民工艺术团体与他们性质相差不多，只是目前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明晰，所以无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是深圳的演出行业现在是前途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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